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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“久别胜新婚”，可当离别时间过于漫长，等待反倒成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幽思。1983年，柳卓寿已经离开大陆整整34年，再次面对魂牵梦绕的故乡时，心中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：无论如何都想再见到昔日的妻子，“哪怕只是一面，也足够了”。
然而，当他看到曾经的妻子佝偻着身子、步履蹒跚地站在面前，却听到她冷冷地说出一句：“下次别回来了”，柳卓寿顿时愣住，不知该如何回应。
原本满怀希望的重逢，却换来如此冷漠的对待，是因为离别太久，妻子已对他感到陌生？还是另有隐情？这些疑惑缠绕着他，难以释怀。
展开剩余88%1927年的山东青岛，关东军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借口，派遣千余名士兵驻扎此地，与北伐革命军形成对峙，社会陷入混乱，百姓生活困苦不堪。
再加上山东省遭遇大旱灾，饥荒肆虐，许多家庭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保证。正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，赵哥庄的柳家迎来了新生命——柳卓寿。
柳卓寿是柳家最小的孩子，他还有一个姐姐。相较于姐姐出生时家境贫寒，食不果腹，衣衫褴褛，他的成长条件明显好许多。
母亲在一家大户人家做长工，虽然生活清苦，但她总会偷偷攒下一些食物，带回家给柳卓寿充饥，那是母亲节衣缩食、省吃俭用的辛苦成果。
随着日本撤兵，青岛的局势渐渐稳定，柳卓寿八岁那年，母亲为他安排了一桩“娃娃亲”。
对方是隔壁村的小姑娘，她母亲也是长工，父亲早年在战争中牺牲，家中只剩她孤独一人。母亲怜悯这女孩的境遇，便撮合两个孩子订下婚约。
于是，8岁的柳卓寿就已经名义上拥有了一个未来的“妻子”。
后来，日本再次发动侵略，抗日战争爆发，柳卓寿与这位未过门的“娃娃亲”一起，在炮火纷飞的乱世中相依为命。
为了躲避日军的搜捕，他绞尽脑汁保护她。日军在青岛横行霸道，大肆掠夺财富、抢掠妇女。
有一次，一个日本兵偷偷潜入柳家，聪明的柳卓寿早已察觉，及时将“妻子”藏进院子里的水缸里，自己则假装坐在地上嚎啕大哭。
日本兵看见屋内只有一个哭泣的小孩，家徒四壁毫无值钱物品，便无奈离去。
1945年抗战胜利，母亲原本打算为两个孩子办婚事，但没过多久，一队头戴钢盔的中国士兵乘舰抵达青岛，母亲明白，战争并未结束。
战火延续了四年，柳卓寿目睹昔日同村的伙伴穿着不同军装、持枪对峙，心中茫然不解这场战争的意义。
幸好战争迅速结束，1948年，柳卓寿终于完婚，把从小一起长大的“娃娃亲”娶回家，年底妻子诞下一子。
为养家糊口，1949年他进厂做织布工。幸福生活没持续多久，变故骤至。
姐姐住在隔村，姐夫是国民党军队的一名连长。一天，柳卓寿独自去看望姐姐，妻子因带小孩未能同行。
没想到国民党在村内四处抓壮丁，家家户户搜人，抓到即强征入伍。柳卓寿顿时慌了神，家中有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和新婚妻子，他绝不愿离开家庭去打这场毫无意义的仗。
他打算在姐姐家藏身，信心满满。可就在这时，姐夫回来了，柳卓寿恳请姐夫帮忙求情，姐姐也替他出头。
无奈之下，姐夫去找部队领导求情，傍晚归来却带来绝望消息：“部队铁了心要抓人，你再躲也没用。”
姐夫看了眼姐姐，无奈对柳卓寿说：“你不如跟我一起走，到时还能互相照应。”
柳卓寿一百个不愿意，但姐夫安慰说：“别担心，不会太久的。”最终他妥协参军。
临行前，他千叮咛万嘱咐姐姐务必将情况告诉妻子，“一定要告诉她，我会回来！”得到肯定答复后，才踏上征途。
在南下的途中，柳卓寿心中仍抱有一丝希望，“或许一年半载就能回家了。”姐夫也鼓励他，“战争快结束了，不出一年。”
事实却是，刚抵江南，他们便开始撤退，从江西撤至广西、广东，再到福建，最后登上撤往台湾的船只。
望着身后渐行渐远的大陆，柳卓寿心中涌起无尽惆怅，或许此行就是永别。纵有千般不舍，终归化作轻轻叹息。
“一定要等着我。”他默念着，身边那只载着沉重愁绪的小船，驶向了三万平方公里的台湾岛。
当时许多国民党士兵依旧抱有幻想：还能回到大陆，重逢亲人。柳卓寿和他们一样，怀揣着希望，盼望领袖的承诺实现。
“一年准备，两年反攻，三年扫荡，五年成功”的口号曾给他希望，可这承诺欺骗了数十万士兵。
抵达台湾后的头几年，柳卓寿渐渐明白，“反攻大陆”不过是一场空谈。
国民党高级将领们到此便各自为政，划地为王，自甘堕落。经历海南败退，金门之战险些丢命，他心灰意冷，不愿为所谓“领袖”的私利再卖命。
他有家室，有远在大陆的妻儿，他要活下去，等待未来，坚信终有一天会回去。这是他最大的心愿。
退伍后，他从织布工转行做裁缝，希望攒钱为返乡做准备。
一边做生意一边打听回大陆消息，但“严禁与大陆交流”的禁令断绝了所有希望。
年复一年，两岸关系越发紧张，他依然不肯放弃，“我的家始终在青岛。”这句话成为他三十多年坚持的信念。
29岁时，柳卓寿遇见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台湾姑娘，年仅20岁，清纯柔弱。
孤独的他被她的温柔填满了内心空虚。两人相差九岁，却毫无影响感情。结婚后育有二子一女，他在台湾也有了新的家。
次年辞去裁缝工作，开了家店铺，因经验不足经营失败，赔光了积蓄。三孩花销让他压力山大，幸得妻子耐心开导陪伴，助他走出心理低谷。
经济困境仍待解决，姐夫闻讯资助他开了家西装店，才逐步稳定下来，家庭生活渐有起色。
国民党士兵退伍多享有补偿与养老金，柳卓寿因擅自离队未获补贴，生活因此更显艰辛。
好在状况渐有改善，生活慢慢步入正轨。姐夫突然去世，令他悲痛欲绝，唯一亲人离世，深埋心底的思念涌现。
他将姐夫墓碑立于山顶，面朝东北故乡，泪眼婆娑，“我会带你回家乡安葬。”他在墓前抽泣着。
然而归乡之路因时局动荡变得遥远，禁绝大陆交流，甚至连私下谈论都成禁忌。万千离乡士兵带着遗憾，终日遥望故土。
柳卓寿只能将思念深埋心底，偶尔翻出家乡妻子送的那双结婚时的鞋，舍不得穿，上面每一针每一线都是回忆。
1979年，《告台湾同胞书》唤醒了他的乡愁。
那天，他对台湾妻子说：“祖国大陆是我的根，青岛是我出生的家，我必须回去看看。”
这些年来，每当他独自凝望海岸，台湾妻子便知道他又思念故乡，理解地说：“回去吧，回来时别忘了告诉我。”
他明白台湾也是家，但仍未想好如何向家乡的妻子解释一切。但在此之前，必须先确认妻子是否仍在等待他。
1982年，经过三年持续努力，他终于找到了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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